北伐军军需官,为什么诸葛亮一定要在自己死后除掉第一大将魏延

北伐军军需官，为什么诸葛亮一定要在自己死后除掉第一大将魏延？

诸葛亮死后并没有要杀魏延，这个说法是基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并没有历史上的史实依据。

魏延最后的结局，主要是因为和杨仪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一点大家其实已经很熟悉，无须细说，可以参阅以下截图内容：

在《三国志》裴松之注转引曹魏郎中、著名史学家鱼豢撰写的《魏略》中（下面红色字体部分），有着另外一个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诸葛亮病笃之时，魏延是守在他身边的，并且诸葛亮的临终嘱咐是对魏延为首的等人说的，其内容是：“我死之后，你们只要小心防守，千万不要再来此处（展开战事）了。”同时，诸葛亮也委托魏延摄行（代理执行）自己的职务，秘不发丧而退兵。魏延于是隐匿诸葛亮的死讯，撤军到褒斜道南谷谷口之时才公开宣布诸葛亮的死讯。此时与魏延之前就不和丞相长史杨仪见魏延代理了诸葛亮的指挥权，畏惧魏延会趁机谋害自己。于是杨仪就在军中散布谣言，称魏延将要率众北叛曹魏，并带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魏延。魏延本来就没有叛乱谋反之心，于是不交战就领兵退走，最后被杨仪等追杀而死。

裴松之认为《魏略》所载是所谓敌对国家的传闻之言，其可信程度不如本传中的内容。

但是这至少说明，存在另外一种关于事实的陈述和潜在的可能性。

（魏延京剧脸谱）

在陈寿撰写的本传中，刘禅在接到魏延和杨仪互相告发对方谋逆的表章时，不确定是非曲直，问的是侍中董允和另一位留守丞相府的丞相长史蒋琬，诸葛亮北伐在外的时候，蒋琬负责处理丞相府政务，而董允则负责在宫中匡扶君主，是共同维护蜀汉后方稳定的重要人物，他们都为杨仪作保而怀疑魏延，使得蜀汉最高当局对此事的定性的天平倾向于杨仪。

魏延没能活着，所以他失败了，在现实和历史记载中，后来更在演义中成为所谓脑后有反骨之人。

但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可能永远湮灭在历史的星霜之中了，我们只知道，魏延是英雄，即使是一个做错事的悲剧英雄，而杨仪只是一个龌龊不堪的小人。

受命镇守汉中的魏延曾经对刘备说：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请为大王吞之。

千载之下,凛然有生气，壮哉！南郑侯！

你认为姜维是纸上谈兵的人吗？

谢谢邀请啊！

姜维“六次讨伐中原”全部失败，就认为姜维是纸上谈兵？

先不说这事逻辑通不通啊！

关键姜维是“九伐中原”，还有三次呢？被吃了回扣吗？

六次的那个是诸葛亮，所谓“六出祁山”。这么张冠李戴好吗？

不过要论证姜维是不是纸上谈兵，要看看真正历史上，而不是《三国演义》里的“九伐中原”。

第一次，延熙十年（公元247年），姜维独自领兵打过一回仗——可以认为是姜伯约的初次北伐。大致经过是在曹魏境内的多部羌胡造反降汉，姜维领兵出境去接应，跟魏雍州刺史郭淮、征蜀护军夏侯霸在洮水以西小小接了一仗。最终姜维顺利接到了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部，将其迁入蜀地，郭淮只好屠杀了未及迁徙的羌众后，率军返回。

第二次，姜维率军北伐，依麹山修建二城，派句安、李歆把守，自己联络羌胡，继续挺进。结果魏将陈泰深沟高垒，不与汉军交锋，同时遣使建议郭淮袭击牛头山，切断汉军的后路。郭淮依计而行，姜维大惊，被迫率军后退，句安等人粮草将尽，外无援兵，只好投降了。

第三次，延熙十三年（250年），史书上光说他兵出西平，联络羌胡，跟郭淮又在洮水西岸打了一仗，估计打了个平手。

第四次，延熙十六年（253年），姜维出石营，经董亭，包围了南安城。结果魏军主力还没赶到，姜维就因为粮尽而主动退兵了。

第五次，姜维招降了曹魏的狄道长李简，在襄武城下击败魏军，斩杀了徐质。之后，他见好就收，掳了河关、狄道、临洮三县百姓退走了。

第六次，姜维在洮水打了个大胜仗，并包围了狄道城。结果魏将陈泰扬言要切断汉军的退路，姜维慌了，只得退返汉中。

第七次，延熙十九年（256年），姜维才出祁山，一头撞上了魏国名将邓艾苦心布置的营垒。最后，汉军大败。根据史书上所写：“星散流离，死者甚众。”姜维回到成都以后，就仿效诸葛亮初次北伐、因失街亭而退的旧例，上书自贬，从大将军退到了卫将军。

第八次，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当时司马昭起二十六万大军去淮南平叛，也调了不少西线的兵马，导致陇上空虚。姜维趁机发兵，却被司马望、邓艾率军拦住。魏军深沟高垒，坚守不战，直到传来淮南乱平的消息，姜维只得黯然退去。

第九次，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史书上记载得非常简略，光说姜维北伐，在侯和为邓艾所败，率军退回汉中而已。

总之综合来看，姜维“九伐中原”，前两回规模不大，后七回，一次平手，三次主动退兵，还有三次，洮西虽破王经，旋为陈泰所败，段谷死伤惨重，侯和最后失利，全都以战败收场，战场表现并不算好。

但要说姜维纸上谈兵就扯淡了。毕竟他面对的郭淮和邓艾都是魏国后期第一流的军事将领。

就好比福原爱总被张一宁打哭，但你要说她乒乓球打得不好，她分分钟能打哭你信不？

太平天国不收税不纳粮？

农民起义，要获取农民的支持，自然要推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同时，要打仗，自然又需钱需要粮。

太平天国没有像李自成一样提出“不纳粮”的方针，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李自成的解决之道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各地农民纷纷迎接李自成起义军，使李自成迅速发展了起来。

当然，闯王可以不纳粮，但闯王不可能不吃粮。

因此，李自成还是以多种方式，“搞钱搞粮”，以供开支。

不管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战，还是农民起义，最直接的“搞钱”方式，莫过于直接没收府库的存粮了。

比如，秦末汉初时，刘邦、项羽，乃至七国之乱时的叛王，莫不把“敖仓之粟”作为重点目标。

隋末起义时，瓦岗军通过攻占兴洛仓，迅速扩军至数十万。

李自成的军需，自然也是类似，其最直接的来源就是抄没明朝的州县府库。

此外，抄没贵族豪绅的财产，也是效率较高的解决办法。

比如，1640年，攻克洛阳后，光是没收福王朱常洵的财宝钱粮，不但足以供大军所需，还能够赈济灾民，扩大军队。

当然，除了靠抄没外，要持续、稳定发展，还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源。

李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通过开办屯垦，既能获取军需，也能恢复统治区的秩序。

不过，这些方式都不是长久之计，要长期、稳定的在统治区恢复生产、发展生产，还需要稳定、健全的财政制度。

为此，李自成已经考虑改变“不征赋”的策略，而转取李岩的轻徭薄赋方针，“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

但是，李自成起义坚持的时间虽长，但建立政权的时间很短，这些财政方针未及实施就已失败。

同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并长时间统治了江南部分地区，因此，获取钱粮的方式也做过若干次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太平军财源（第一阶段）：自带

太平军最早的钱财来源，是“自带”的。

起义之前，参与者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全部缴纳于圣库，全体衣食全部由圣库开支。

太平天国早期将领中，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都是巨富。光是韦昌辉家的资产，就够大军数月之需，而胡以晃家比韦昌辉家更有钱！

靠着“自带”的财产，太平军完成了起义前的准备，也渡过了起义之初的岁月。

太平军财源（第二阶段）：州县府库及“打先锋”、“进贡”

靠着坐吃山空肯定是不行的，太平军还需要在战争中获取钱粮。

攻占金陵前，太平军运动作战，所过州县都不留兵，自然不可能通过征税等方式获取钱粮。

这个阶段，太平军获取钱粮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没收库银及官僚财产。

起义开始后，太平军攻克州县，府库及官僚资产悉数没收，收入“圣库”。

光在武昌，没收的藩库、粮储库、盐道、府县库银，“约银百万”，此外还有各类军装、火药、炮台等。

官僚财产也没收，光是程家一家就有“元宝六十万等”。

2、打先锋。

每攻占一地，太平军都会对富裕殷实户实行“打先锋”的政策，即找到富户，“给予借票，成功乃还”，“借”个精光。

攻占武昌后，光是富户李祥兴一家，就搜了藏银120万两。

3、进贡。

进攻，原本是自愿的。

不过，进贡者，可以不入馆拜上帝，也可以免被征兵，因此，许多人出于不愿加入太平军的考虑（男女分营，夫妻不能共住），踊跃进贡。

自武昌到金陵，所过都是富庶之地，因此，通过这三种方式，太平军的财产迅速发展。

太平军攻克金陵后，圣库已有1800万两银。

相比之下，大清方面，咸丰登基时，国库可支配的银两只有22万7千余两！

太平军财源（第三阶段）：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对于征收租赋一事，太平军也试图做出改变。

攻占武昌前，太平军也提出过类似李自成“不纳粮”的政策。

据《贼情纂要》记载，这段时间，太平军“专虏城市，不但不虏乡民，且所过之处，以获得衣物散给赤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征租赋三年···

随着建立巩固根据地变得越来越可能，太平军调整了思路。

1853年，自武昌向金陵进军时，攻占九江后，太平军提出了“薄赋税，均贫富”的口号。

免是不能免了，但是可以薄一点、平均一点。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发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天朝田亩制度》。

以这个制度，当有收成时，由太平天国委任的两司马督伍长，除留足25家每人可食的新谷外，其余全部收归国库。

“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保暖矣”。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土地是农民的根本，要直接“物归上主”，得不到支持。

曾国藩在《讨粤檄文》中就拿着这点做文章，表示“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应该反对！

同时，“上主”也大修宫府，骄奢淫逸，使他们所倡导的“平均”成为一句笑话。

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始终无法落实，太平天国根本无法依此建立财政制度。

半年之间，由于天京几十万人的消耗，以及天王等人的铺张浪费，1800万两银子只剩下数白万两。

更严重的是：钱还可以“坐吃山空”，但粮食是没有了！由于没有建立健全的税赋制度，天京陷入粮食危机！

太平军财源（第四阶段）：照旧交粮纳税

《天朝田亩制度》颁发仅仅半年后，当年十一月，杨秀清率韦昌辉、石达开上奏天王，提出“照旧交粮纳税”。

因此，太平天国“仿古制”，仍然回到了传统的租赋制度，以此维系太平天国的统治。

在天京事变前，由于石达开等人的理政之才，这种方式恢复了生产秩序，也迎得了民众的支持。

当时，左宗棠也感叹：江西民心已经倾向于“长毛”了。

不过，到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治理者素质下降（许多地区直接由领兵将领直接统治）以及长期战争压力，民众负担反而比清统治区还要重。

以至于：太平天国后期，当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太平天国。

一个农民起义政权之下的农民，居然组织起来反抗农民起义政权，这也算是一个讽刺了。

太平军财源（第五阶段）：各种收入

由于太平天国统治地区，包含了东南富庶之地，因此，除一般的农耕赋税外，还有许多财源。

比如：蚕丝出口。

太平天国统治区包含了产丝区。

据英人统计，太平天国统治时期，丝绸出口的数量远远大于太平军占领前及退出后。

这说明，太平军扶植蚕丝业，发展对外贸易，从中获取了相当的税收。

此外，“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克”，从手工业中获取相当税收。

商业方面，税收也颇多。单只是夹浦关，就“日税数千两”。

虽然许多史料指责太平天国的破坏，但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地区“盛于未乱时倍”，经济比较繁荣，可以维系太平天国的所需。

李自成也好，洪秀全也罢，都曾提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主张。

但是，要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他们又实在找不到比旧统治者更好的办法。

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无法落地，只好“照旧收粮纳税”。

“照旧收粮纳税”，虽不能太平天国“进化”，但却足以维系其基本物质需要。

由于占领了富庶繁华的地区，太平天国的经济条件事实上是非常优越的，甚至在许多方面对对面的清廷更为优越。

这些物质条件不但可供太平军采办粮秣，也能采购先进军火，甚至可供高层惊人地挥霍。

遗憾的是，由于奇葩的教义束缚和高层的内讧，不缺钱也不取将的太平天国，终究还是先天不足，失败了。

三国中孙权为什么偏安一方？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思考过。

因为我们大家能够了解三国故事的渠道之中，对吴国的描述太过于稀少，尤其因为孙策临终前对孙权说过一句话：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导致很多人都认为孙权是一个只能守不能攻的人，根本没有统一天下的想法。的确孙权把父兄留下来的基业守护的很好，可以说吴国是魏蜀吴三国里面最后一个灭亡的。而且孙权败仗吃的比胜仗多，因为他五次亲征合肥全都失败了。

但是孙权真的没有一统天下的心思吗？我看未必！其父亲孙坚，兄长孙策都是有问鼎中原之心的人，基业交到孙权手中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懈怠过。

孙权接手权力的时候并不大，才刚刚18岁，放到现如今来看也就是一个高中生。所以孙权当时的地位其实是岌岌可危的，江东各个地方豪强对他并不服气，而此时孙权做了一个很大胆并且很聪明的决定，那就是讨伐山越。孙权把通过战争所掠夺的利益切割成多份，分发给那些江东的大族。同时自己补充兵力，培养心腹，可以说是一边喂糖，一边磨刀。

对于哥哥孙策留下的旧臣，孙权恩威并施，能收回的权力都收回到自己手中，大大强化君权，对权力的极高追求恐怕连孙坚和孙策都不如他。

说到孙坚和孙策，他们的死和江夏太守黄祖脱不了干系，而孙权三征江夏，在争夺荆州之时先把黄祖给灭了，并且屠杀全城，枭其首示众：

一是为了替父兄报仇，捍卫孙家的脸面。

二是让内部那些不安分的人好好掂量掂量和自己唱反调的下场。

三是想要把江夏做成桥头堡，兵力辐射荆州大部分地区，那么即便荆州不完全是自己的也能牢牢锁住东吴上游的门户。

此等一石三鸟的战略部署，孙权的谋略可见一斑。

孙权在他登基后和蜀国签订了平分魏国的盟文，甚至对平分后的州郡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后来蜀国邓芝出使吴国，孙权问他天下平分是不是非常的好，邓芝却说：

“大家瓜分天下后，君和君不能并存，臣和臣各尽其忠，蜀国讨伐吴国早晚的事。”

没想到孙权听了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大喜，认为邓芝很诚实，说的很对。

这说明什么？

一是孙权看得很透彻，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二是孙权和邓芝想法一样，平分天下后蜀国攻打吴国，吴国难道就不攻打蜀国了？孙权早就有统一天下的志向了，没必要藏着掖着。

不仅如此，孙权称帝时定都鄂州（后来迁都建业），这可是三国交汇之地，这个时候的孙权可以说是巴不得赶紧和蜀国瓜分了魏国。为了配合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孙权亲自带兵出征合肥，但是被满宠抵挡了下来，但是孙权并没有放弃接下来在公元232年、公元234年都亲征合肥，甚至逼的曹睿南下过来督战。

或许孙权在攻取讨伐这方面的确没有孙策有天赋，但是他进取中原一统天下的决心可以说非常坚定。所以说孙权善守不善攻的确不假，但是孙权绝对一直心怀一统天下的雄心。

话说到这了，我们不如再分析一下孙权为何不能一统天下。

我们上文中也说了，孙权的确不擅长带兵打仗，尽管御驾亲征多次，其中无功而返居多。

孙权上了岁数以后疑心太重，对于很多能臣干将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辞退虞翻，逼死陆逊，自己还陷入了储位党争之中，自家庭院产生严重内耗。

东吴虽然靠着长江得以自保，但是同样长江也限制了他向北发展，西北地势高而东南地势低，孙权在位期间几乎没有在江淮北部有过立足之地。

江东士兵只适合水战，骑兵和步兵比其他两国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孙权吃了不少败仗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最后咱们回到问题，孙权为什么偏安一方，没有统一三国的心思？

其实孙权并不是没有这个心思，只是他想要统一三国，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站在他这边。再加上自己晚年糊涂的厉害，熬死了刘备，熬死了曹操家三辈，也没有把握住机会。

用一句话说就是，他也想统一啊，可是实力不允许，他有什么办法。

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

这是个历史问题，不是时政新闻。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天国在后期已经变质为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百姓已经不再支持它了。

（一）民众生理需求不能满足

1854年以后，由于粮食储备不够，战争破坏且耗费甚巨，又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和经济基础，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太平天国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粮食危机和生存危机。面对民众最起码的生理需求——吃饭问题也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对后期太平天国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影响。

首先，国库虚空，财力薄弱，财政已严重入不敷出。1853年刚入城时，圣库存银最高达一千八百余万两，可半年后就只有八百余万两，到1854年3月份则只剩下“银三十余万”（《张德坚.贼情汇纂》p278)，以后下降更为严重，已经完全无以为继了。

其次，物资短缺，粮食极度匮乏，民众口粮供应不断减少。据估计，圣库存粮，在1854年初，有谷一百二十七万担，米七十五万担，可到三月份时仅剩下十余万担，到五月就只有下令全城吃粥（《张德坚.贼情汇纂》p278～279)。

天京城内在1853～1854年一年之中，男人口粮供应至少下降了50%～66.7%；1860年，粮食危机更为严重。“金陵城中粮尽，食草根树皮，破在旦夕”。

到1864年天京沦陷前，“合城具（俱）食甜露”，洪秀全就是因食“甜露”而中毒身亡。严重的粮食危机，导致军心浮动，“逃走者多，新附者少”，叛变投降者也逐渐增多。曾国藩在一封信中写道：“繁昌、南陵、芜湖各贼颇有投诚之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带“米粮甚少，陵贼首不肯少为接济……前此乡民之甘心从贼者，不得不急图反正以为就食之计”（《曾国藩书牍：卷一》）。

再次，由于战乱和大灾不断，太平天国辖区内瘟疫流行，无法控制。呈现出时间长、范围广、程度重、死人多的特点。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为最。上海《北华捷报》在社论中就情不自禁地欢呼：“长毛（太平军）已被自然界的凛冽神威征服……长毛的进军已被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天然障碍阻止住。”

太平天国出现如此严峻的生存危机，其原因主要有连年战争的破坏，自然灾害的侵袭，清军的肆意抢掠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太平天国自身贪污腐化。

在后期太平天国的各级将领完全抛弃了前期保障民众生理需求的政策和措施。利用职权，趁机勒索，加重苛派，贪污自肥，中饱私囊，对民众进行无情盘剥。在上层，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也贪婪地聚敛财富。一个外国人记下了东王府的情况：东王“以天下的珍奇瑰宝、美味嘉肴来充塞他的宫室殿堂；那里有最上等的酒浆，质地最精良的药品，还有西洋乐器，等等。总而言之，凡是太平天国境内所有至精至美的物品，他无一不可以随心所欲，纵情享用”(《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p74)。

在下层，各级官员更是穷凶极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在安徽，“到后期，附加税和临时摊派明显增多，加重了人民负担”。在苏南、浙江不少地区，所收赋额亦“并未比清制减轻，甚至加重的事实”计有红粉捐、军需捐等各类杂捐共34种。（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下册》）

1860年以后，苏浙地区所收捐税上缴者“不过十之二，三，已能足额，余尽入己”绝大多数被私人贪污。1860年，太平军陈炳文部的汪心耕一伙，总理嘉兴粮饷，利用公款、公物，假借公营的招牌经营商店，获取暴利后携款潜逃。

1862年，借庆贺李秀成生日之名，向嘉兴的濮院镇和新塍镇分别派捐六百元和三、四百元，后者还加犒赏军队银元宝六十只。1862年，安徽、江西等地捐税猛增。一个小铜匠作坊的凭照费，也高至二元，即便“担柴只鸡”也要交税。

甚至连天京城内也无一幸免，洪秀全的家族“满城逢屋查过，有米银物合其用，任其取用，不敢与争，日日按户查寻，男女不得安然”。为非作歹，肆意勒索，使得“城市和乡村都是一片荒凉”。

（二）民众得不到安全

太平天国后期，随着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整个社会秩序混乱，治安形势恶化，生活环境恶劣，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到严重破坏。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乱用重典，滥用酷刑，滥杀无辜。动不动就“点天灯”、“五马分尸”。参护李凤先路遇东殿兵部尚书候谦芳没有让路，“东王坐殿吊他质讯”，并判以“死罪”。天京大屠杀，杀杨秀清及部下数万人，杀人如儿戏。天京事变后出现“军民之心散乱”的危机正是广大民众人人自危、失去心理上的安全感的最好说明。

第二，太平军纪律废弛现象十分严重。由于会党队伍、土匪、地痞、流氓、清军的败兵溃勇大量涌入，太平军被严重腐蚀了，流匪习气加剧。虐待百姓、烧杀抢掠、奸淫之事时有发生。民众的“屋舍被毁，财物被掠，耕牛被宰”，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恶化了太平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侍王李待贤在分析浙江一带土匪群起原因时说：“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p34)

甚至连天京城内的守卫军也参加土匪行列，天京城内“盗贼峰张，逢夜间城内炮（枪）声不绝，抢劫杀人，全家杀尽，抢去家内财物”，其中“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绝无人心”，掳掠奸淫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最为严重。

军纪如此败坏，加剧了太平军的腐败，瓦解了军队战斗力，连清方都认为太平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比于初起时衰矣”[湘军志：篇六]。

1860年，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的一位“乡民”是这样表明他的政治倾向：“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就够了”，并且“这是一般人民的普遍意见”。此话反映出天国后期民众不再像从前那样安居乐业了。太平天国已严重地失去了民心，丧失了民众的支持。

第三，维持地方治安，保一方水土的乡官残害百姓，为虎作伥，堕落成为危害社会、危害百姓的罪魁祸首。以苏浙地区乡官为例：常熟、无锡、苏州、昆山、钱塘、仁和、象山、慈溪、海宁、宁波、奉化等地的乡官，“多市井无赖”，“半皆市井无籍之徒” (庚癸纪略：卷上；辛壬琐记.太平天国资料)。这些人利用职权、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残害百姓。他们不仅自己强行购买田宅，“占民田，毁庙宇”，还帮助地主强行收租，为虎作伥。

第四，对地主团练武装和地方流氓土匪武装不进行坚决镇压，反而采取拉拢安抚，甚至委任加封政策。如对苏浙地区诸暨的包立身、湖州的赵景贤、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江阴的王元昌等地主武装团练以及吴江费玉成的“枪船”等流氓土匪武装都加以放纵。

其中，徐佩瑗和费玉成还被封为抚天侯和镇天侯。这些土匪恶霸、地痞流氓横行一方，鱼肉百姓，无恶不作。“里中无赖，从贼为乡官，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土匪乘之，驾船劫掠，土绅殷富，辄被掳以勒赎。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后期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片大动荡和大动乱之中。治安形势恶化，生活环境恶劣，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但更可悲的是，得不到保护的广大民众已经从衷心拥护太平天国变为以太平天国“为仇”了。

另外，姑息养奸的结果还直接导致了许多势力投降清军，1862年，年仅26岁的陈玉成在寿州被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遇害，1863年，骆国忠在常熟发动叛乱，使仅存一息的苏南局势更加岌岌可危。总之，失去控制和失去民众支持的太平天国在后期已陷入空前的社会危机和民众信任危机之中。

（三）民众归属、相爱需求与太平天国的衰亡。

太平天国后期，随着政权的不断封建化，曾经人人向往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理想家园”逐渐失去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相互信任，家庭温馨的光芒，又回到起义前广西的老路上去了。主要表现在：

第一，确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打破了兄弟姐妹平等，建立“公平正直之世”的幻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异常森严，贵贱愈加分明，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16个等级。君臣上下有了天渊之别，甚至连称呼、服饰、仪仗、卫队、舆马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准逾越。

天王洪秀全外出，用轿夫64人；东王杨秀清外出，用轿夫48人；连最下级的两司马外出，也有轿夫四人。天王外出，侍从仪卫之官就有1621人。东王外出，“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洪秀全在《幼学诗》中详细规定了君、臣、家、父、母、子、媳、兄、弟、姊、妹、夫、妻、嫂、婶、男、女等“道”，严格要求各归其位，按“道”行事。

第二，缘于广西的地域观念越来越浓厚，不同省、府、县、乡、里籍的人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待遇等方面相差甚远。在政治上，史载太平天国的各级领导“多广西人”，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据罗尔纲先生的巨著《太平天国史》记录的《前期百官人物表》、《后期王爵人物表》、《天朝朝将、神将、主将人物表》、《六等爵人物表》的统计情况看，除极少数人是外省籍外，绝大多数为广西籍和广东籍人。

在太平天国的女官当中，也概莫能外。女官“显秩悉授广西妇女”，管理和监督其他省籍的妇女。而两湖、江苏等省籍的妇女则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生活待遇方面，在天京，从咸丰三年夏到咸丰四年夏，妇女的粮食供应量减少了一半。在军事方面，两广籍战士充当主力。呤唎记载，李秀成的精锐卫队“全部来自忠王的故乡广西省，大多数是山区的苗（瑶）族。

在太平天国后期，这种地域观念发展成为各自为政，占山为王，军队的将领各自拥有地盘。如陈玉成在安庆，李秀成在苏杭，李侍贤在金华，杨辅清在宁国等。“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彼此“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输）将国库以固根本” (《太平天国：第2册》p847)，“各顾自己，不顾大局”。

第三，血缘宗法关系的不断加强，造成太平天国将士离心，人心冷淡，政治日趋腐败。突出表现在洪秀全任人唯亲，重用同姓，排斥打击异姓。

洪秀全自天京事变后，特别是1860年以后，对外姓将领便不再信任，猜疑不断。对于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虽然迫于形势，封其为圣神电通军主将，提理政务，但心存疑忌，故又封他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的不信任和猜疑使石达开“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而被迫出走，独立作战。

英王陈玉成，洪秀全仅因其曾说过他为政不公，竞连下“圣诏三道，圣旗一道”，借皖北战局的失利将其爵职革去。对于忠王李秀成，则更表现出洪秀全对外姓将领的不信任和变化无常。1857年，因李秀成建议他罢黜贪利昏庸的洪仁达和洪仁发，肃正朝纲，体恤世人，洪秀全大怒之下，便革了李秀成的爵职。1859年，怀疑李秀成“定有变意”，断绝李秀成退往天京的后路，差点中了叛徒李昭寿的挑拨离间之计。1864年，在天京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危急情况下，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合理建议，反而斥责“尔不扶，有人扶”，不仅歪曲了忠王的一片忠心和苦心，而且更严重的是使天国丧失了最后一线生机。

洪秀全为什么不信任外姓将领，其思想根源就是封建“家天下”的血缘宗法思想。正是这种落后思想才重用了“既无才情，又无算计”的兄长为王。洪仁玕虽有才干，但无资历，无战功，不服众，重用他总揽朝政，反而激起众多将领的不满，“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造成“人各有心，心各有志”的分崩离析的局面。

第四，太平天国高层领导成员之间关系不断恶化，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演变为“天京大屠杀”。定都天京后，领导成员之间那种“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亲密无间以及“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的追求，“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张德坚.贼情汇纂]，“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对太平军将士，随意加以杖责和处死，杨秀清的专横跋扈，终于酿成天京事变。

东王、北王以及数万名太平军将士的尸骨和鲜血充分说明了“理想天国”仍然是“强犯弱，众暴寡”，“尔吞我并”的“乖漓浇薄之世”，与当年土匪横行、土客械斗的广西社会没有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对“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无情嘲讽。

从此，太平天国人心涣散，军心动摇，许多将士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的歌谣，正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天国归属向往的彻底破灭，表明了太平天国对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的彻底瓦解，表明了民众精神支柱的彻底破裂。太平天国也随着这首凄楚悲沧的哀歌走到了历史尽头！

【参考文献】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太平天国全史》